教授简介：武常岐，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山东大学MBA/EMBA教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国家高新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光华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经营管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伴随着中国崛起和中国企业发展，对于中国企业管理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而早在30年前就有一群先行者率先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研究成果，分析中国企业面对的挑战和取得的成就，把中国情境、中国元素和中国模式介绍给世界管理学界。这些学者的开拓精神和工作对于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乃至全球管理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为现代管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对于现有的理论形成了挑战。基于中国企业实践的理论构建是摆在中国管理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历史的脚步

中国崛起是过去百年世界历史中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综观人类发展史上从来也没有过如此大的群体，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实现如此规模、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积弱国家迈入了全面小康的中等富裕国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堪称 “人间奇迹”。而真正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的进程主要发生在过去的30年。李家涛教授的文章把握住了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作为亲历者和观察者通过自己和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留学的特殊学者群体的学术发展经历和独特视角，揭示了中国历史性变革的一个侧面，回顾了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发展对于管理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管理学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变革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李家涛教授多年来通过个人的研究和对 中国企业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不容易被人们观察到的重要现象，丰富了管理学文献，增加了世界管理学界对中国企业的了解。作为李家涛教授长期的同事，并且有着相似的经历，我非常高兴分享一些个人的观察和思考。

虽然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但在这一历史进程的不同时期面对的主要 挑战、经济发展的目标有很大的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早期的基本特征是对于经济转型的探索。在改革开放之前，当时的中国内地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决策和行为能力的企业，所有的只不过是在整体国民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价格机制的形成就要求企业本身具有经营自主权，当时经济改革的措施就包括逐步扩大国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建立市场秩序，这需要解放思想，用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来经营企业。工业现代化的实现是和作为微观单元的企业能力相辅相成的。

改革开放初期，一批优秀的年轻人走出国门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这一大背景下，国家领导人意识到企业管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众多出国留学学习科学技术的青年学生中有一小部分是出国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的，希望学成后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服务。我和李家涛教授，以及李家涛教授文章提到的21位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学者大都属于在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学习企业管理的第一批学人。在当时经济学似乎更吸引人，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吸引了数批年轻学者赴美学习经济学，而从事管理学研究的学人数目就少之又少。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企业如日中天，除了派出少量留学生赴欧美之外，政府和企业在企业运营和管理科学领域派出相当一部分管理人员到日本，学习日本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

在80年代初出国学习企业管理学的年轻学子主要是系统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企业管理，而这些国家的市场环境和企业形式和当时中国企业的现实相差很远，很难直 接运用学到的方法来分析中国企业的问题，对于管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市场条件下的管理学研 究很难应用在中国的企业，而且研究的条件也不具备。因此，当时这批学者的主要工作是用 学到的方法研究发达国家企业的管理问题，就像李家涛教授、单伟建、陈昭全教授等早期在顶级期刊发表的文章和中国企业情境直接关联性不大。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了大约十年的转型期， 中国经济逐步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而作为计划经济组成部分的生产车间逐步演变 成具有现代企业组织的雏形。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决心已下，更加积极地推动企业改革，并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措施吸引外来投资。这时第一批出国留学从事管理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也相继完成学业，有能力开展高水平的研究。当时虽然发达国家的管理学术界对中国的了解不够，而对于日本企业的兴趣更大。但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于中国市场的潜力还是有认识的，欧美跨国公司对于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越来越 感兴趣，投入也在不断增加。而中国内地出国留学的学者具有独特的优势，早期的研究是围绕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包括合资企业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这 样的市场获得成功。

1991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成立。虽然这件事看上去不十分起眼，但对于中国内地管理学教育和研究的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香港科技大学会集了一批内地到欧美留学完成学业的学者，李家涛教授、徐淑英教授、忻榕教授、项兵教授等当时都在香港科技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并且利用香港科技大学这个平台服务内地大学的管理学教育。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不久恰逢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毗邻深圳的香港也重新振作起来，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批学者近距离地观察中国企业和中国管理学教育的变化，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徐淑英教授主持的青年教师管理学研讨班持续多年，为国内各个高校管理学培养了一批人才。我和李家涛教授当时都在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任教，我于2001年离开了香港科技大学，加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而李家涛教授至今仍然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讲座教授。

1991年也是中国内地设立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的第一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作为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产物和经济全球化标志的MBA教育正式纳入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MBA教育的开始和采用了国际通行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为十年之后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做了人才方面的准备。MBA教育的开展和企业对于受过系统管理学教育的管理者的需求对于管理学者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另外，由于内地对于管理学教育和实践的需求与日俱增，当时回到国内的一批管理学学者就难以潜心从事学术研究，而主要从事现代管理学的推广与教育工作。

由计划经济脱胎而来的市场经济具有转型经济的特征，作为微观基础的企业和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如何转型成为现代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对于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事关重大，对于管理学的研究也是重大挑战。经过了过去30年的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国企业的成长对于世界也变得日益重要。不论是管理学者、企业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现在都无法回避中国企业成长的现象。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李家涛教授的研究和他所代表的一批优秀的中国学者的研究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研究把围绕着中国企业发生的事情通过现有的管理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进行分析和描述，使更多的管理学者了解中国企业的管理理念、 模式和发展，把中国管理学研究介绍到全世界，融合为有待构建的全球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企业的成长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企业成长有其共性，但同时也有特色，这也就是李家涛教授文中提到的中国元素。文中分析的21位学者的47篇高水平的论文，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中国问题，有些采用了中国情境，有些着眼于中国现象，内容非常丰富。然而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在哪些方面仍然困惑着管理学者，或者是在哪些方面中国企业的行为有可能丰富现有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下面将就我的观察和思考从以下四个方面和大家交流。

二、中国企业成长之谜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堪称 “世界奇迹”的话，中国企业整体的增长也毫不逊色。1991年财富500中的中国企业只有中国银行一家，2001年这个数目也不过12家，中国企业在2021年财 富500排名中的数目达到了创纪录的143家。

Penrose提出了关于企业成长的理论，认为核心问题不是企业会不会增长，而是指导企业增长的原则是什么？企业能够增长多快，可以持续多久？60年后的今天可以针对中 国企业提出和Penrose一样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在问中国企业会不会增长，而是要问造成中国企业快速成长的因素是什么？中国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

李家涛教授在管理学的很多方面都颇有建树，涉及中国经济、企业改革的各个方面，在文献回顾中将这些工作按照制度环境和组织特征进行了一个大致的分类。李家涛教授文中就企业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制度环境和组织能力做了细致的分析。这也和管理学的宏观和微观的分类相吻合，我也沿着这两条主线进行讨论。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是制度环境，一个是组织能力。

确实，关于企业成长的速度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不是一个主要问题。问题在于造成企业成长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企业的制度环境和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常常被界定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制度不健全，法律不完善，产权不清晰，不尊重知识产权，政企不分，贪腐严重，不同企业间的待遇不公平，总体来说就是市场制度发育不健全。然而就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成长。如果以过去30年做横向比较，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经济体中，特别是和中国毗邻的日本企业，企业的成长乏善可陈，而制度环境相类似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和印度相比，中国企业的成长也是名列前茅。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20世纪80年代以私有产权、市场经济、放松管制为核心的华盛 顿共识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实践的结果不尽如 人意。高盛的经济学家Ramo提出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渐进式改革为特征的北京共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和企业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选择，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合法性。显然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因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市场的培养和企业的发育需要时间，但在现有的管理学理论中并没有充分的叙述。中国企业作为一个群体的成功实践对于管理学提出的挑战还没有被系统地回答和理论化。

而从企业的组织层面，在过去的30年，关于中国企业组织层面的研究也乏善可陈，基本上还是大量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有些企业家就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比如海尔的张瑞敏、中国建材的宋志平等都在从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归纳和总结了企业成功的经验，但如何和现有的管理理论对接和沟通，以至于形成全球影响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企业的突飞猛进引发了美国管理学者的关注，日本企业的管理方法甚至被一些全球型的跨国公司广泛采用。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发展、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确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格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于2012年曾启动《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创新研究》的重点项目群集中研究，陆亚东教授也参与了研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就这一点来说李家涛教授提出把中国管理学作为全球管理理论构建的一部分非常重要。

从制度的视角解释企业的异质性，特别在研究中国企业的过程中，制度的变化和调整应该是中国情境可能对于管理学研究做出贡献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企业在40多年的时间 里走过发达国家数百年走过的发展道路，如果没有制度的变革是不可能的。比如，在过去30年中宏观层面制度安排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1982年《宪法》经过多次修订，对于公民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不断增强，直至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的特点不是改革的初始阶段设计完美的制度，而是制度不断地探索、调整、迭代，以及和企业发展交织互动过程。中国内地营商环境的改善也反映了这一特点，按照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排名，中国内地从2006年全球190个经济体的第91位上升到2020年的31位。制度变革和制度柔性以及这种变革带来的企业组织的变革应该成为中国情境对于管理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贡献。

三、政府的作用和国有企业的角色

和美国的社会组织不同，东亚国家的制度安排中，政府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至今对年轻人还有着重要的影响，政府系统集中了一批社会精英。政府的经济功能和组织能力对于经济和企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转型经济国家尤其重要。市场发展是需要规则的，而规则的建立和改变在市场建立和发育的初期需要通过有为政府和社会组织来实现，通过不断的改革，建立有效市场。中国正式的专利制度于1985年正式建立，中国的反垄断法在2008年才开始实施。

20世纪80年代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影响。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英国 首相撒切尔是这一思潮的政治代表人物。同一时期中国在推动经济改革，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启动变革，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原有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日益突出，国家的作用被重新提升到重要的地位。这在国际贸易领域变得如此突出，去全球化和经济脱钩也放到了某些主要国家的政策层面。一批中国优秀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受到打压和限制，这对于研究中国企业发展的管理学者未来的研究不可能不产生影响。而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方式，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存在及其组织形式。下文主要涉及中国国有企业的角色和国企的改革，这些年我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和探索。

和政府作用相关的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国有企业的角色。李家涛教授文中的学术群体主要是在美国学习和成长起来的学者，在美国的社会组织中，联邦政府层面主要承担外交和国防的事务，对于企业本身参与程度很低。而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来说，国有企业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有成功和失败的社会实践，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也有成熟的经验。全球最大的德国大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有企业，而法国电力现在还是国有企业。“战后”70年，全世界的国有企业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但在大多数国家中，国有企业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过去30年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企业改革的一条主线。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企业的发展在管理和经营方面和全世界任何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恰恰是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管理方法、治理结构、激励手段和评估标准在全球层面具有实践意义。在这方面中国的企业一直在摸索中前行，中国的管理学者也做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时至今日，严格意义上国有企业的实体基本上实现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表现形式是国有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态参与市场主体。未来的挑战是如何实现国有资本实力、民营资本活力以及人力资本能力有效融合的治理结构、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在这方面，国际合资企业的有效经验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有重要启示。李家涛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提出了有价值的成果，白重恩、陶志刚和我基于中国中外合资企业的有效合作和治理也有些研究发现。

四、企业创新发展

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有很大提高，虽然目前大部分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相比较，还是在跟跑，有一部分领先企业已经走在全球技术发展的前沿，实现了并跑，在个别领域甚至实现了领跑。近年来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也多了起来，揭示了一些重要的发现，这些研究的实证检验大多用专利申请或授权的数量作为衡量创新活动的指标。这些指标对于科学研究单位来说或者对于创新型企业长期发展来说非常重要，但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以问题和目标导向的创新活动来说，标志性成果常常成为衡量创新活动的更有意义的指标。而和其他以企业和个人经济活动为主导的经济体比较，以及和中国国内的私营企业相比较，中国国有企业创新活动和其他行为如果放在整个经济体系的逻辑框架里重新审视会带来不同的解读。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动是在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下发展起来，过去30年中国企业乃至国家的创新发展基本形式采取了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方式，依赖于技术的跨境转移和应用，而在未来中国企业本身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活力，以及制度安排，如同李家涛教授文中提到的研究中发现的一样，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五、中国企业的实践对于构建全球管理学的贡献

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以及对于管理学的理论贡献有待于管理学界的共同努力。研究中国企业在过去30年的发展要用动态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而在主流管理学的理论研究中这两个方面都尚且不足。在过去的30年，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几乎没有大的变化，而在中国不仅是制度环境，在企业组织层面也发生了凤凰涅槃式的变化，更主要的是随之而来人们认知的变化。这种认知的变化以及中国规则的变化和演进就如同中国许多城市的市容市貌一样， 我于1983年出国留学，学校是设立于1425年的鲁汶天主教大学。几十年过去了，回到鲁汶天主教大学，今天的面貌和当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而今天的上海和30年前的上海却有着惊人的变化。在一个相对稳定和缓慢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的思考可能和巨变大潮中的思考有着不同。世界上相当数量的国家可以被称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制度环境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由此而来的微观组织也不尽相同。而中国企业的发展经验、发展路径和管理理论对于这些国家的企业来说应该有更多的启示。

制度理论是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分析企业异质性和国际商务活动的重要工具。长远看来，只有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安排可以带来可持续的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成长受限，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制度空缺。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于2017年曾经出版专刊，讨论制度空缺概念在国际商务领域研究中的作用。制度空缺理论在概念上的缺失而导致在实践中的失败在于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制度现实缺乏研究，忽略了制度演变过程和路径的重要性。中国企业发展的现实至少是检验所谓制度空缺理论的局限性。制度空缺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对于固定理想制度模式的思维定式，试图讨论如何去填补所谓的制度空缺。把有着悠久文明和历史的经济体的制度安排看作制度空缺，其实是缺乏对于不同制度逻辑的理解。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有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安排，有了汉承秦制的制度选择，但当时的制度安排和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制度安排是不同的，但不应该称之为制度空缺。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一代人，都熟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国的急剧变动的制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和企业家同在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企业有着不同的能力特质。中国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不断地试错和改进探讨企业成功发展的路径，而面对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和中国企业的崛起，中国管理学者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在这样的制度变迁中哪些企业成功了，哪些企业失败了，成功的企业究竟做对了什么。

中国可以贡献给全球管理学的还有历史的视角。中国五千年的不间断的文明为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14年Talhelm及其同事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方法，认为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和地理气候环境有密切关系。种植水稻的历史可能使南方省份的人群更加倾向于采取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行事更加集体主义，人与人之间也更加相互依赖。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北方省份的人群更倾向于分析性思维和个体主义。这也就是所谓的“大米理论”。这个研究结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之后引起了学界与公众的广泛关注。从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到历史实践来看，“大米理论”是从一个微观的个体视角，基于有限的样本，讨论一个影响到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文化构成的问题。毋庸置疑，由于中国国土的辽阔，不同地域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然而，社会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的行为，而不只是社会个体的认知。面对着不同的自然环境，特别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个体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在更大范围内的合作和不同形式的协同就变得十分重要。这样的环境也就构成了集体主义文化的自然环境基础。人们认识到只有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才能克服或度过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给社会整体带来的挑战。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与地处南方的长江流域相比较，自然环境更加恶劣。同时，外族的威胁往往来自中国的北方。综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规模的合作和建设往往发生在中国北方，比如大禹治水的传说、长城的修筑、大运河的开凿和黄河的治理，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协同和组织是不可能实现的。正是恶劣的生态环境和来自自然的及外部的挑战，使中国历朝历代大规模经济合作的社会组织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成为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主要组织形态。而这种社会组织对于文化的形成以及现代社会中微观层面的企业组织是有着重大的影响的。应该说中国南方和北方个体之间的合作形式存在不同，而不能简单地得出中国南方更加集体主义而北方更加个体主义的结论。在现代管理学的研究中，对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而中国长远的历史脉络和探索实践为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六、结语

李家涛教授和他所代表的最早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研究成果的一批大陆学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群体。因为在中国内地大学完成了基础教育，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 而且在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在理论和方法方面有坚实的基础和良好 的直觉。在过去30年中，这些学者有情怀、有追求、有思想，一直关注着中国内地企业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研究问题和分析结论。确实，在过去的3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企业作为后发企业，从技术到管理，还是要从其他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学习很多东西。这批先行者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在中国内地的传播推广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中国的管理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进步。我于2001年加入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其博士项目刚刚起步；2004年北大光华启动了国际博士生项目，对标国际高水平研究的博士生培养；到2016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取得博士学位毕业的年轻学者已经有13位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研究成果。作者根据Web of Sciences数据库检索发现，2021年一年里UTD-24期刊上就有399篇论文冠以中国内地学术机构和管理学者的名字，中国内地培养的管理学者已经走向世界大学的讲堂，30年前的涓涓细流已经成为大江大河。

中国企业未来发展还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而中国管理学者的任务也更加艰巨。不同国家对于企业的经济活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以及技术流动的限制又有增加的趋势，试图减缓或者是逆转过去30年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通过客观分析，破解中国企业成长之谜，回答Penrose在60多年前提出的问题，发现导致中国企业可持续的成长原因， 通过现有的和有待建立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 在科学的基础上，讲述中国故事，发现管理的规律和法则，为不同制度环境、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企业提供管理启示。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有待于中国和全球的管理学者对企业成长规律的研究和发现。真正能够传世的学说和理论，一定是回答了经济社会和企业面对的大的问题。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和一系列著作之所以能够有持久的影响力主要是回答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企业在遇到日本企业正面冲击条件下如何重新提升竞争力的问题。而中国的管理学者在世界格局巨变的背景下，一定能够做出对于全球管理学构建中的贡献。

（原文刊登于《管理学季刊》2022年第1期）